而现在看来，中国增长率所谓的底部，也在7.5%左右，这个速度能让世界上其它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感到无比的羡慕。

然而事与愿违，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无情地击碎了俄罗斯人的梦想。早在2007年，在对上一年国内经济形势进行全面分析之后，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的专家们曾经作过如此评述：俄罗斯经济在最近8年取得的成果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8%，工业生产增长了73%，投资增加了123%。

尽管俄罗斯对此持坚决的反对立场，但却无法改变市场的选择，不得不在实践中作出让步，被迫先后与德国、法国、奥地利、土耳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国的多家能源公司签署了降价协议。索罗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代表团与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者座谈会上的讲话，2011年9月26日，莫斯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按照汇率计算，以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全球十大经济体分别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巴西、意大利、俄罗斯、印度。随后，在1987年和1988年，苏联又先后被法国和英国超越，降为世界第六。如上所述，能源工业是俄罗斯经济最重要的支柱，它为俄罗斯创造了60%的财政收入、70%的对外出口、1／4的国内生产总值。

此外，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乌克兰的气改煤战略等也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造成巨大的心理和现实压力。一方面能源工业养活了俄罗斯，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扬时能源工业为国家带来巨额利润，既增强了国力，又改善了民众生活。说来说去，无非是三句话：第一句话——中国经济的成功，就是私有经济越来越大、国有部门越来越小，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作用越来越小的结果;第二句话——中国经济若要继续成功，就要继续发展私有经济、缩小国有部门，继续扩大市场的作用、缩小政府的职能，因为只有私有制、市场经济才是最有效率的;第三句话——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过一段富有辩证思想的话，他说：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我不赞成那种笼统认为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的说法。在改革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同基本制度的关系，保证改革后新的体制、运行机制反映基本制度的特点和要求，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基本制度。搞了30多年的改革，结果形成了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

第一个问题说的是市场经济的性质，即新自由主义主张建立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我们主张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个问题说的是市场调节的范围，即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调节是无所不包的，我们则主张市场经济的作用是有一定范围的，必须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前提下，让市场在经济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应该看到，在我国经济领域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是很深的，有的人谈到经济问题，往往不是通过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提出解决办法，而是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路子去思考问题。

确定不改什么，这是当前有关改革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还是通过改革实行资本主义化，这就是我们同吴敬琏分歧的实质。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指出：搞改革还是一种探索，一种试验。⑦《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64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毛泽东指出，同其他社会一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矛盾的状态已同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同了。造成了这样一种舆论氛围：只要打着改革的旗号，不管是改什么、怎么改，他就是改革派，就要赞扬，所谓只准改革犯错误，不准不改革;或者说，宁要不完善的改革，不要不改革。那么，具体说来，哪些是应该改革的，哪些是不能改的，即必须坚持的呢?这不是人们主观设定的，不是精英们关起门来搞某种制度设计设计出来的，这里有着客观必然性。

当时新自由主义那一套传到中国来，还真能忽悠人，许多人看不清楚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我们党是最善于反思的，从党的历史看，我们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不断反思党的发展进程，从中总结经验，找出前进方向，从而保证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④然而，在我国改革过程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竭力引导改革朝资本主义方向开展。这是当前有关改革问题的主要错误倾向。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多次强调，必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他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此，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可见，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处于既相适应，又不适应，而且是基本适应、局部不适应的状态。显然，新自由主义这一套主张已经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东西了。在那个年代，在西方国家里，新自由主义是时髦的、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基本制度是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

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动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切忌少数精英闭门造车，搞什么制度设计，尤其不能照搬外国人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思路制定的改革方案(像世界银行佐利克提出的中国未来30年的改革方案)来规划我国的改革。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它占了我们党的全部历史的三分之一的历程。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克服这些不完善的方面，解决矛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30年左右的时间，吴敬琏一直是念这本三句经，从来不变，永远不变，倒来倒去，一点新意也没有。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用这种彻底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和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

因此，我们的政策应该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性质相适应的方面(这是基本的方面)，必须坚持;而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这是局部的方面)，必须改革。所以，谈到改革，必须先把这些不改的、而且是过多长时间都不改的东西确定下来，然后再研究改什么。有人竭力想把改革的矛头指向基本制度，引导改革走资本主义化的邪路，例如，有些人鼓吹宪政民主，主张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反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人鼓吹私有化，主张建立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公有制为主体、反对国家宏观调控;有人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主张开放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等等。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

⑩毛泽东这一段论述是以生物为例来说明的，但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完全适用。因此，科学地回答改革的对象问题，应该具体分析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状态，探讨哪些东西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们对待改革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吴敬琏在2012年12月出版的《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就是一个谈论经济改革方向的典型例子。

在改革中，我们虽然借鉴和学习西方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有益的经验，但在指导思想上从来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这一说法并不符合实际。

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根本界限。改革的两个方向、两条道路，导致两种结果、两种前途。一中央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落实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⑤后来，江泽民把这一争论概括为两种改革观的斗争。

他在1989年指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②有人不赞成对改革进行反思，仿佛只要是改革就是对的，提出反思改革就是反对改革的口号，这是不对的。

详细论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观点及其发展历程，不是本文的任务，但至少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我们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思想为理论基础的，而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思想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提出来的。②《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74、106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新自由主义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迷信市场的作用，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任何的国家干预，而且不仅经济领域、甚至非经济领域也要听任市场自发调节;我们则主张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注意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而在非经济领域则反对由市场进行调节。